前天晚上我在上海电影节的一个酒会上，亲眼看见大鹏被三个投资人围住，名片递了五六张。这画面放在十年前，估计没人信。2012年《屌丝男士》横扫网络的时候，他在北京四环外的出租屋里写剧本，一个月房租两千八，写完稿子还得自己剪片子。说真的，那时候谁能想到，这个被电影学院教授当反面教材的东北小伙，后来能坐进金马奖的评委席？（数据摆在这儿，信不信由你。）

这事儿得从2018年说起。那年冬天他带着《吉祥》去戛纳，放映厅里坐了一百多个人，放完以后全场安静了半分钟，然后掌声响了五分钟。他在后台接受采访时说：”我拍《煎饼侠》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只会搞笑。但我知道，搞笑只是一种表达方式，不是全部。”那个片子他花了三年时间打磨，从剧本到剪辑，光是结尾那场戏就重拍了七次。（趋势就摆在这儿。）
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：他每次拍完一部戏，都会把剧本手稿捐给中国电影资料馆，到现在已经捐了五部。有人说他作秀，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。讲道理，他曾经在采访里提过，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上过正规的电影学院，所以只能靠笨办法——把每个镜头都拆解开，一帧一帧地研究。

业内对他的评价在悄悄转变。跟《煎饼侠》时期一边倒的嘲讽不同，现在不少导演愿意跟他合作。贾樟柯在平遥影展上公开说”大鹏是新一代导演里最有生活质感的一个”。这话分量不轻。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，某位知名编剧在知乎上说”大鹏的成功是投机主义的胜利”，说他把小城青年的焦虑包装成艺术，本质上还是商业片那套逻辑。

我倒是觉得，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好事。说明大鹏的作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”好看”或”难看”，而是值得被讨论的。有个网友在虎扑发的帖子挺有意思，他说：”大鹏就像我们班那个成绩中等的同学，平时看着不显眼，但期末考总能进前十。你说他天赋多高？不见得。但他就是比你努力。”
回到开头那个酒会，大鹏跟投资人聊完了，自己躲到角落吃沙拉。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，他笑着说：”还是你们记者轻松，我们这行，每个片子都是拿命换的。”这话有点夸张，但也不全是。他下一步要拍的是部关于东北下岗潮的年代戏，据说已经筹备了四年，光史料就查了两大箱子。能不能成，谁也不知道。但至少他没躺在功劳簿上。这年头，愿意跟自己较劲的导演，不多了。